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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兵運工作
2018年11月29日 10:0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兵運即士兵運動,形成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與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一樣,兵運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1年成立后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把主要力量放在群眾運動方面,集中全力從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未能對軍事斗爭給予應有的重視。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的背叛與殘酷屠殺,迫使中國共產黨拿起槍桿子,開展武裝斗爭,兵運工作應運而生。在瓦解敵軍和發展壯大紅軍的過程中,兵運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著名的百色起義、寧都起義、兩當起義、大冶兵暴即為其例。 

  兵運工作初創時期 

  從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到1928年7月中共六大召開,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兵運工作的開創階段。 

  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兵運工作至關重要。八七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1927年8月11日),正式提出:“完全注重兵士的群眾,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將領,要在兵士及下級士官中實行廣大的工作,使軍隊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兵運工作思想的開端。鑒于兵運工作進展不大,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命令各級黨部立即開始在兵士及下級士官中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共中央關于兵士運動計劃》,對兵運的意義、目的、宣傳和組織方法、斗爭策略進行了詳細分析。1928年7月中共六大也總結了黨成立以來領導軍事斗爭的經驗教訓,認為最主要的教訓是對士兵工作的忽視。1928年7月10日,《中央通告第五十八號——兵運策略》發布,黨領導的兵運工作由此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隨著黨對兵運工作認識的不斷深入,兵運取得了顯著成就。第一,士兵起義此起彼伏,可謂揭竿而起。從1927年8月到1928年底,中國共產黨先后領導了數百次武裝起義,其中成建制的士兵起義有十多起,著名的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平江起義等。第二,各地士兵運動經過曲折的斗爭歷程,最終走上了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道路。從土地革命戰爭伊始,共產國際就強調“不要忘記[軍事]部隊和群眾運動的聯系”(《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9頁)。此后的實踐證明,起義與暴動要取得成功,“先便要做到工農兵的聯合組織”,“農會政權的斗爭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裝才能保障其勝利”。因此,“要積極做兵士運動,要鼓動廣大的兵士兵變,必須明白的認清缺乏這一條件工農暴動是很難成功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綜合冊》,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第451頁)。無論是南昌起義還是平江起義的余部,后來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工農兵聯合”的道路。 

  但是,這一階段對兵運工作的重要作用仍然認識不夠,認為“土地革命必須依靠真正的農民的群眾力量,軍隊與土匪不過是農民革命的一種副力”(1927年8月29日《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在反對所謂“軍事投機”“軍事冒險”的名義下,片面強調農民暴動的作用,忽視兵運工作的意義與支撐作用。此外,存在“要兵不用官”的極“左”思想,認為做軍官的工作就是投機,是機會主義。“我們現在要拋棄那不可靠的上層運動——將變,要做那敵人軍隊中下層的兵士運動——兵變”(1928年2月《中共中央關于兵士運動計劃》)。這樣,把“上層”和“下層”機械地對立起來,并且排斥中間勢力,是典型的關門主義,這也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思想的通病。 

  兵運工作走向復興 

  從1928年7月中共六大召開到1930年10月共產國際來信批評六屆三中全會,是兵運工作的復興階段。 

  中共六大以后,經過兩年多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革命開始走向復興,兵運工作也有了長足進展。一方面,兵運工作影響和覆蓋的地區更為廣闊。1929年、1930年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創造了中國西南邊疆最早的革命根據地——左右江根據地,也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革命根據地。1929年6月,曠繼勛帶領川軍一個旅2000余名官兵在四川省蓬溪縣起義,建立起四川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兵運工作的自覺性、計劃性逐漸增強,注意“由英雄土匪式的亂動轉變到無產階級的政黨行動,由無原則的軍事燒殺轉變到發動群眾斗爭”。1929年,中共中央舉辦軍事訓練班,開始有計劃地組織兵變。1930年1月,中共中央創刊《軍事通訊》,總結并推廣兵運工作經驗。1930年,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組辦兵運訓練班,培養兵運工作骨干。 

  兵運工作開始注意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兵變起義與士兵日常斗爭相呼應,并且提出“模范式的兵變,只有在群眾基礎與領導正確的條件下才有可能”(1930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兵士暴動問題的特別通告》)。六大以前,兵運工作“非常忽視‘秘密藝術’的問題,以致遭受極大的損失”(1928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兵運策略問題的報告》)。六大以后,兵運工作的秘密工作開始吸取過去“組織浪漫”的教訓,注意秘密技術,“利用各種的機會公開的或秘密的,群眾的或個別的向士兵群眾宣傳軍閥戰爭的罪惡”,盡量在各軍隊中尋找舊有線索,打進敵軍內部。此外,兵運工作還注意加強士兵日常斗爭的鼓動與訓練,反對“以為軍隊中沒有日常斗爭可能”的錯誤思想,爭取積小的勝利為大的勝利。 

  同時,兵運工作的策略有了初步改觀,在實踐中突破“要兵不要官”的“左”傾思想,注意上層統戰和下層兵運相互配合。以百色起義為例,鄧小平就以求實創新精神沖破了“左”傾錯誤思想對“上層統一戰線”的束縛。他在廣西俞作柏部開展兵運工作中,實行了“上層統戰”和“下層兵運工作”同時進行的策略。在“上層統戰”工作中,鄧小平親自同俞作柏、李明瑞真誠相見,坦誠合作;在下層兵運工作中,一方面加緊淘汰軍中的落后反動分子,同時積極吸收中共黨員、進步青年、工人、農民入伍,增加部隊中的工農成分。 

  當然,這一時期的兵運工作受到李立三“左”傾路線的危害。一味要求兵運工作采取“進攻的路線,向著敵人的主力部隊與中心城市進攻”。同時,過分強調兵運工作的秘密性,“不曾把兵士工作當作群眾工作,而只視為一種專門人才的工作”,結果“兵運工作始終是束縛在很狹隘的范圍內與很單純的路線上”。 

  進入曲折發展階段 

  從1930年10月共產國際來信到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是兵運工作曲折發展的階段。 

  中原大戰后,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基本結束,蔣介石立刻集中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更大規模的“圍剿”戰爭。一時間,“白色統治區域與白軍中工作的建立和發展”成為兵運工作的中心任務,瓦解敵軍、爭取敵軍到紅軍方面來,被認為是“戰勝敵人最主要的條件”之一。為了配合反“圍剿”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必須最高限度的加強在國民黨軍隊中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組織兵士暴動和吸引他們到革命方面來”,提出了“把四次‘圍剿’紅軍蘇區的經費,拿來改善士兵生活!”“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紅軍蘇區”等標語和口號。 

  在這一階段,兵運工作的組織機構更加完善,對兵運工作的認識進一步提高。中央紅軍從總政治部到各軍團及師、各軍區及軍分區都建立了兵運工作機構——破壞部,并定期舉辦兵運工作訓練班。兵運工作明確分為三類,分類施策,其中,白軍兵運——即派人到白軍中去工作、對白軍的宣傳鼓動、對俘虜兵的工作等等。還先后編寫了《怎樣做白軍士兵工作》(1932年7月),發布了《總政治部關于在敵軍中的政治工作的訓令》,明確“士兵工作是黨的基本工作之一,是黨的日常工作。黨不僅應該動員整個黨的組織,有計劃的系統的建立與開展這一工作,而且應該動員一切赤色群眾組織,廣泛的來發展這一工作”。 

  但是,從1930年10月起,由于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占據主導地位,從而使得這一階段的兵運工作與整個中國革命形勢一樣,呈現出曲折發展的特點,兵運工作的努力付諸東流,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在“要兵不要官”“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等極“左”思想指導下,參加百色起義的李明瑞、參加寧都起義的季振同和黃中岳等高級軍官先后被錯殺。寧都起義后,一些領導人主張將原二十六軍排級以上軍官全部遣散(《開國將軍畫傳》第二輯《李達畫傳》,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第8頁)。在福建事變的處理上,過度強調“下層統一戰線”,反對“上層分化”,結果使福建事變遭受失敗,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所有希望最終破滅。 

  實現根本轉變 

  從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到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開始,是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的階段。這一階段的兵運工作主要圍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進行,從指導思想、方式方法和具體實踐都實現了根本轉變。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極大地推動了兵運工作的開展,使兵運工作在指導思想和方式方法上徹底擺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兵運工作為了適應民族革命戰爭迫在眉睫的“新環境”,提出由“瓦解白軍”轉變到“爭取白軍”。與此相適應,實行新的工作方法,即“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雙方進行的,是秘密工作與公開號召同時并進的”。1936年2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西北中央局關于兵運的目前形勢及策略問題的決議》,詳細分析了兵運工作轉變的原因、策略、中心口號與重大意義,標志著黨的兵運工作進入了爭取敵軍的新階段。 

  一經擺脫“左”傾關門主義,黨的兵運工作迅速走出困境,走上正確軌道。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把兵運工作的重點放在了東北軍、西北軍。1936年5月17日,成立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為副書記。1936年6月,中央專門制定《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1936年7月,成立中共中央白軍工作部,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劉鼎、劉瀾波、南漢宸等著名共產黨員直接參加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兵運工作。經過不同渠道和多條線索、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同時發力,最終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爆發與和平解決。毛澤東對周恩來領導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曾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贊它“可謂很好的模范”。 

  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兵運工作是中國革命艱苦歷程的一個縮影。從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寧都起義中走出來一支又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最終走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勝利之路。正如毛澤東所說,“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干這樣的大事”(《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頁)。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由于徹底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與危害,中共的兵運工作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以解放戰爭為例,不但設立了瓦解敵軍的專門機構(先為國軍工作部,后改為敵軍工作部),而且發起了強有力的公開宣傳工作,這些工作機構和工作方法都與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兵運工作一脈相承。(作者系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實踐協同創新中心林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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